对王阳明的评价与反思（一）
王阳明是十六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是影响巨大、世人敬仰的心学大师。由于声名高隆，历代对他的评价亦显得复杂多变。在近五百馀年来的社会历史中，把他推崇为圣人者有之，把他当作学术祸首者有之，把他赞美作思想革新者有之，指斥他的学说鼓吹蒙昧主义者有之。直到近代，说他是民主思想的启蒙先驱者有之，说他是专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者有之。他的理想在封建社会里得不到统治阶层成员的理解，他的精神自由也得不到封建政权的认可，伴随王阳明的往往是同僚的嫉妒，朝廷的排挤和打击。但王阳明面对嫉妒，不气馁，反而在挫折中游刃有馀，凭着“致良知”的自信，从中体味到精神的快乐，从而更得到了声誉的高隆。怪不得郭沫若先生要说：王阳明“他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的体现，他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他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历史人物·王阳明》)。
“三不朽”的观念，以及圣王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目标。他们在努力追求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在努力追求着道德成就和事功成就，并以兼得三者为人生至善至美之境。如果三者无法兼得，知识渴求与道德追求发生紧张冲突时，他们的道德追求很快就会压倒一切而成为取舍人生的依据。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可以明瞭，唯有王阳明先生才真正做到了“三不朽”，以致王士桢要称他为“明代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他本身有着高尚的品德，为国家建立了不世之功，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学说。正如近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所说：“昔贤有悟于三家(儒道佛)学术异同，各予以适当位置者，独有阳明王子耳。”(《东方学术概论》第四章)王阳明敢于说真话，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起而与官方哲学抗衡，冲决了程朱理学的堤防，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况且，真正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胡适语)。五百年来，阳明学说形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所以说，王阳明是真正伟大的哲人，是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先驱，在世界思想史上有着崇高地位。
自王阳明创立“王学”以来，诋訾咒骂他的就不在少数。正如他的学生邹守益所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与其退，又以身谤。”(《王文成公全书·年谱》)就在王阳明活着时起，就受到大学士桂萼、杨廷和、费宏等的诽谤，说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明史·王守仁传》)把阳明学说当作“邪说”予以禁止。当王阳明刚死不久，即有御史游居敬向嘉靖皇帝提出，要求禁毁王阳明书籍，捣毁王学书院，禁绝王氏学生讲学。到万历朝时，权臣张居正仇视“王学”，又想禁绝“王学”。万历十二年，朝廷有把王阳明从祀孔庙之议，当时即有不少人不仅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更进而要求把王阳明的书烧掉，当时即有兵科给事中赵思诚奏疏说：“使不焚其书，禁其徒，又从而祀之，恐圣学生一生奸窦，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小。”(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户部主事唐伯元也说：“危哉心乎，而敢言心学乎。心学者，以心为学也。心学者为求其心也。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以礼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为心障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至清代，“康熙中，开明史馆，秉笔者訾骜太甚。”(王士桢《池北偶谈》)连王夫之攻王学亦非常卖力，认为“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张烈也说：“阳明一出而尽坏天下之学术，坏天下之人心。”(《读史质疑》卷四)同邑朱舜水对王阳明的为人极为敬仰，但对王阳明的讲学也深为不满，认为“王阳明先事之谋，使国家危而复安，至其先时击刘瑾，为直臣。惜其后多坐讲学一节，使天下多无限饶舌”(《朱舜水集·问答四》)。上述这些人之诬陷王阳明及王学，有的出于政治原因，也有出于个人之意气，更有对王阳明高才的嫉妒。
上述这些对王阳明的非议和诬陷，多数尚着眼于学术范围之内。然而，每当政治动乱时期，往往要以政治高压手段来批判王阳明了。近半世纪来，在我们的头脑里，有很多的既定观念，缺少一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对历史人物的评定也用来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亦如近代学人王元化先生所说的：“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见《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1日)正是在这种既定意图的偏识之限定下，王阳明自然要被否定了，必然要被当作为反动思想家来予以批判，“阳明学说”一直受到禁锢。整个社会，包括许多搞思想史的学者，也都不加分析地对“阳明学说”进行肆意残踏，一直处于被打倒的地位。说他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只会跟着上头的说法为说法，致使王阳明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尤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场曾使全国人们失去常识能力的闹剧时期，中国被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顾及其余，王阳明更是成了“造反者”肆意诬骂的对象。历史总是对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巨人)开玩笑，残酷的政治玩笑。只有到了1989年，在余姚召开第一届国际王阳明学术研讨会时，对王阳明才开始有了认真的研讨，开始作出比较附合历史的重新评定。
对王阳明的评价与反思（二）
所谓唯心主义问题，是近半个世纪来一直作为批判王阳明的主要理论依据。尤其是过去阶段所谓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把历史上所有人物、所有思想，都以唯心、唯物来划分。凡是唯物的都是好的，凡是唯心的都是坏的，这种从苏联学来的机械观点，根本不符合人类的正确思想，实际上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在这种观点之下，来评议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要歪曲历史的真像。某一思想家在历史上明明发生过很大作用，但由于是唯心的，就把他一巴掌打倒，尽力把他贬低。另一思想家虽然微不足道，但由于他是唯物的，就无限地拔高。这都只能说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研究学术的科学方法。学术与从事学术的人志在真理，应高于政治而不应成为政治的手段。哲学上，所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分，是一种依据政治需要所产生出来的分法。在真正的哲学问题上，是不存在唯心与唯物之分的。不少时候，唯心同唯物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中有唯物，唯物中有唯心。例如，写有《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赫胥黎，他证明了人是由猴子变成的，这是非常唯物的，但他为了不得罪于教会，却把上帝保留起来。英国有一位神学家贝克莱正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的主观化双向入手，来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马克思提倡的是“公民社会”，讲究“集体英雄主义”和“民主集中主义”。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不少自封为马列主义的人，就是以革命先烈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这是多么的唯心呀！所以说，哲学上的所谓唯心或唯物，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用唯心或唯物来作为对一位思想家进行评判的标准，实在是太简单、太可笑、也太无知了。
把王阳明当作刽子手来进行批判，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文革”时期的杰作。因为王阳明曾奉朝廷之命去平定过农民暴乱，就说王阳明是刽子手。打仗当然要死人，作为一个统帅，对战争不应负完全的责任。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杀了很多人，张献忠杀了很多人，仅因为他们是农民出身，杀人的罪恶就一笔勾销了。而王阳明按照朝廷的旨意，去平息山民的暴动，解除了百姓的战争灾难，安定了社会，却说他是刽子手，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根子当然在王朝的腐败和压迫。在暴政面前，农民是弱者。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农民是不可能存有任何表达自己人格尊严的可能性，更无力捍卫自己做人应有的权利。这样，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农民当然会起来反抗，暴力行为就成了农民用来表达意志、表达生存权利的最后选择。每当发生农民暴动，王朝必然要用暴力来镇压暴力。暴力是残酷的，尽管农民用暴力反抗暴力，和王朝用暴力镇压暴力，在实质上都是一种弱者人格的必然体现。而作为朝廷命官，他的奉命前去平定农民暴乱，既说不上是崇高的行为，也谈不上是人格上的污点。他的奉命前去平乱，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在平乱过程中采用什么策略手段，残酷还是慈仁，那是属于责任官员的人格、品性、学养等方面的问题了，这同奉命平乱本身是另一问题，而且也是紧要的问题。责任官员能够采用正确途径，不是采用无情的镇压，而是理解农民，施行开明政治来化解暴力，这是上之上者也。处于弱者的农民，用暴力反抗暴政，值得同情与悲悯。至于农民在反抗暴政过程中，行为害及平民，危及社会的不良行为。尤其是出于仇视心理和偏激而形成的极端政策，所到之处造成的破坏，对文物和文化的摧残，就应该诅咒，不应这些行为出于农民而去纵容和肯定，甚至大唱赞歌。更何况，王阳明在处理山民暴动问题时，尽力做到不杀或少杀，努力解决百姓的善后问题，受到当地群众的真心爱戴。
有一段时期，对历史评价中往往陷于政治偏见和美化“农民革命”的误区，一反共和国成立前对农民战争过分冷落的局面；共和国成立后，又过分地拔高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了对农民战争的正确评价。在主观成见或以论代史的支配下，许多史实被搅成一潭浑水，有无错杂，真伪颠倒，历史研究的荒谬，造成荒谬历史的产儿。即如狠批王阳明之风尚未止息的1989年，笔者曾沿王阳明生前行迹进行过一番考察，发现凡是王阳明生前所到之处的群众对王阳明均有极好的口碑。据江西赣南地区群众告知，该地众多群众家中直至“文革”前尚保存有“王阳明长生牌位”，直到“文革”中破“四旧”时才烧毁。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当地群众心目之中的深刻影响。
对王阳明的评价与反思（三）
另外，所谓镇压少数民族的问题。嘉靖六年，王阳明确曾深入广西思恩州(现百色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但那是少数民族的头人、土官(不是普通群众)想搞民族分离，闹政治独立，以达到脱离朝廷之目的而发生的谋叛。任何民族希望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要求自治，应该说是正当的。但如果以民族压迫为口号，鼓动民族纠纷，以达到政治分离的目的，那是反动的，是不符合中华整个大民族利益的政治阴谋行为。王阳明的深入广西，未动一兵一刀，未杀一人，正确地处理好这一复杂事件，正说明王阳明非凡的政治才能，他的行事完全符合中华大民族的整体利益，绝不存在所谓的镇压少数民族之事。这一硬套在王阳明头上的莫须有之罪责，理应予以澄清。
从教育方面来说。一个古老的国家与一个新兴的国家几乎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陋突兀的方向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恶俗是一种将本来糟糕的东西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的有价值和符合时尚。它过于矫饰造作、不知羞耻、妄自尊大，它背叛人类历史中长期积累的智慧和直觉。任何一个王朝，最高统治者总想神化自己，鬼化敌对阵营，凡是不容易讲清，或对自己不利的人物、事件，就统统来一番篡改、伪造，以经御用文人筛选并改造过的文字去统一舆论，去编撰迎合最高旨意的教科书。这一历史现象和教育上的作伪行为，至今仍未绝迹。人们正是生活于这一作伪的恶俗之中。因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日益澎涨的虚荣的又一次陷入谷底，人们只能在日益败坏的臭恶习俗中活着。在这种境况之中，对人的教育越益艰难。尤其是对尚无生活经验和独立思维能力的学生来说，更是难哉！时当此时，研究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就显得更有重要的价值。目前的学生，正是在世风浇薄的社会环境气氛中生活，周围又有一批腐败分子和寄生虫，所沾染到的习气更为有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信心。他们不是为学习如何“做人”而受教育，而是大多成了应付考试的机器。在学校里求知识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来能赚大钱而已，不是为了在素质上的提高，不是为了做一个品德高尚的真正的人。学校里的教育只求技能知识的提高，而不是教育学生如何去“做人”；家庭的里父母所要求的又是子女的能够考上大学，将来好赚大钱，为家庭争得财富；学生自身也不想刻苦用功，只想着早点离开校门，到社会上去挣钱，追求高挡享受。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重视启迪，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注重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正是医治当前教育失误的一剂良药。他所要求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去人欲”、“明人伦”，追求圣贤的目标，达到完美的人格，正是我们培育社会人才的紧迫要点。
王阳明是一位历史人物，他处在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离不开王阳明这个人，他是传统文化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挑战时期的一种倾向的代表，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不涉及到他。加以王阳明有着一套政治哲学和政治功业，有着高尚人格的魅力，有着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和实践的人。他的著作，确有可读性，即使在禁锢时期，也暗中受到众人的喜爱。一旦开放，自然而然地拥有大量的读者。王阳明所倡导的意识独立、个性解放，对冲决明代封闭的官方哲学体系有着重大价值。即使到今天，对开展民主政治仍有着借鉴作用。他提出的“致良知”，对培养人的优秀品质，端正社会风气，搞好廉政建设亦有着积极意义。
王阳明的学术事功是隆高的，一生集事功、文章、道德于一身，阳明学说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而他的人生旅途却是坎坷的，生前生后遭嫉谤、受诬陷。他的一生正是在不断地同病魔搏斗，同精神搏斗，同环境搏斗，和自己“心中贼”搏斗中过来的。他经过不断的追求，经过血淋的苦斗，经竟把自己引上了坦坦大道。他的文政，他的武功，他的师道，为后人留下了崇高的楷模,真正达到“三不朽”的高标。
（余姚 诸焕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