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伾山是一座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高峰,王阳明便是大伾山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代著名儒家学者蒋庆先生在谈及儒家文化时说,王阳明是孔子以外六个大儒之一(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朱子、王阳明)。要继承中国文化、继承儒学必须从王阳明讲学开始。而王阳明在大伾山的讲学则是他讲学生涯的滥觞。
阳明思想深入人心
王阳明,字伯安,名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明代朝廷在政治上强化君主独裁,在文化上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的时代,直到弘治、正德年间,王守仁提出“心学”,才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他成为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程颢、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后的另一位大儒。
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里,王阳明的学说作为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界的统领,被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着重介绍。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成为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的重要契机,几乎引领了这之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发展方向,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是一个不小的推动。他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内在的“良知”,从而摆脱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后,“心学”亦称“王学”,流布天下。
王阳明和浚县人王越很有缘分。王越为当时文武双全的兵部尚书。明弘治十一年(1498),王越死在任上,王阳明奉皇上旨意护送王越的灵柩来到浚县。那时27岁的他刚刚中了进士,其“心学”的思想还未成熟。但他11岁那年就随新科状元的父亲住在京城,受到京城浓烈文化的熏陶。他才华卓著,有时他父亲作不出来的诗,他竟能随口应出;他结缘龙泉诗社,与文友对弈联诗;他苦学诸家兵法,立下了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明弘治十二(1499)年,他登临大伾山,挥笔而就的《大伾山诗》、《大伾山赋》,成为现代人研究王阳明早期思想的宝贵史料。后来他在大伾山上东山书院(东山书院为阳明书院的前身)赋诗讲学,想必不是缘于浚县的灵山秀水的召唤,便是这里深厚悠久的文化积淀吧。
阳明书院百世流芳
或许在文人的心中一直都有着读书于山林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的实现,除了读书于各大寺院、道观,便是读书于书院了。读书于书院,远离喧嚣与嘈杂,或许已成为现代人最奢侈的梦想。
书院,兴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延续至明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教育形式,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中国的书院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一位海外教育学家在走访了中国现存的各大书院后感慨地说。而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浚县,仅明清两代,有史料可查的书院就有9处,如浮丘书院、黎公书院、文昌书院、黎阳书院、希贤书院、阳明书院等。如今再觅这些书院大都已成奢望。它们安静地躺在历史文化长卷中的身影,在人们的心里依旧淡雅清淑。文人们偶尔在心底回忆起这方精神家园时,书院便如从寂静的山林间苏醒了般,成为文人心底最为遥远的呼唤。
在浚地诸多湮没踪迹的书院里,如今恐怕唯有阳明书院还存在于当地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倘若你随便找个当地人问起,或许他别的书院不知,但你一说起阳明书院,他就会笑呵呵地说:“王守仁讲学的书院啊,知道,知道。”说着并往大伾山上一指。
据《浚县志》载,阳明书院原名东山书院,在大伾山绝顶,今禹王庙处。因王阳明曾在此赋诗讲学,后人称其为阳明书院,直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县令刘德新将其改建为禹王庙。我站在山顶,东望黄河故道,有一种沧桑变化的感慨。环顾四周,曾经的阳明书院,在如今难免显得苍凉。据《大伾山志》载,1935年,河南保安团在大伾山、浮丘山上修工事时将禹王庙和玉皇庙古柏大部分砍掉。曾经的古柏参天,曾经的浓郁书香味,如今都已一去不复返。但禹王庙旁两通刻有《大伾山诗》、《大伾山赋》的巨大石碑,正如历经沧桑的老者,分明在讲诉着这里曾经的故事,虽然一通石碑已有断裂的痕迹,一通碑文已模糊不清。
据说,阳明书院后来迁至吕祖祠南边,即后来的瀛洲别墅处,民国时称霞隐山庄。院内林木葱茏,曲径通幽,啾啾鸟鸣响彻于残垣断壁间,给人以空灵之感,仿佛那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是从古老时光的记忆中飞出来的。
阳明诗赋永存大伾山
“晓波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石碑上这首作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的《大伾山诗》,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还有着很高的书法价值。其诗笔力雄健,气势豪迈,描写了诗人登上大伾山,拜谒大石佛,观龙洞神韵,油然而生的豪情壮志,表达出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
有人说王阳明最初反对佛学,在拜完大佛后,受到极大震撼,从此改变了对佛法的看法。这为他后来“心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或许如此。我们从“日绕峰头佛顶宽”一句便不难看出。作者的哲学沉思,作者的人生顿悟,作者豁然开朗的畅然心境,无不蕴涵于一个“宽”字里。
“秋雨雯野,寒声在松。经龙居之窈窕,升佛岭之穹窿。天高而景下,木落而山空。感鲁卫之故迹,吊长河之遗踪。依清秋而远望,寄遐想于飞鸿。于是开觞云石,洒酒危峰;高歌振于岩壑,余响递于悲风。”禹王庙前,这篇同样作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的《大伾山赋》,开篇便以气势恢弘的语句,引人入胜。描写了作者登临大伾山,拜石佛,游龙洞,在畅饮高歌中,高谈阔论里,感受沧桑巨变;在永恒与须臾间,在繁华与没落中,体悟人生真谛。
《大伾山诗》与《大伾山赋》一是大字行书,一是中楷行书,虽同出一人之手,但二者风格有异。前者苍劲奔放,后者隽永清新。浚县旅游局副局长张富民先生说:“大伾山赋,墨迹清劲遒逸,气韵甚高。”浚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程彦强先生说:“大伾山诗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有一种大气蓬勃之感。”明代书画家徐渭赞誉王阳明的书法时说:“古人论右军(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守仁)乃不然,以人掩诗。”意思是说,由于他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善书法的名气给掩盖掉了。如今,阳明先生遗留于伾山的诗赋真迹,正是证实了书画家徐渭所言。
有专家说,石刻《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对研究王守仁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1年6月25日,王阳明的《大伾山诗》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时,有人在大伾山禹王庙前缅怀王阳明,特刻遗像碑记。如今这通纪念王阳明的碑刻就在禹王庙内。碑刻上有王阳明手执笏板的画像,上有楷书:“公讳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己未进士。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其揭示学者有四语: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累官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卒谥文成,从祀孔子庙庭。”
阳明故事后人乐道
民间流传着诸多有关王阳明在浚县的传说,其中一则说的是王阳明梦中得宝剑的故事。
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浚县有位在朝做兵部尚书的王越,死在任上。第二年,要回家乡安葬。这一年,王阳明考中了进士,奉皇上圣旨为王越营葬,从京城到浚县的途中,一天半夜,听到有人叫他:“王先生,王先生。”他起身寻找,却不见人影。当他再要入睡时,听到那人在他床前说:“我送你一把宝剑,保你一生平安无虞。”他伸手去接,原来是场梦,醒来看看什么也没有。
到浚县后,他登大伾山写诗作赋,还在书院讲学,浚县人非常敬佩他的学问,称他王先生。王先生把王越的丧事安顿好,只等吉日下葬。闲来无事,他登上大伾山,观龙洞,拜大佛,叹高山永固,叹人生苦短。正在这时,他听到山下传来歌声:“伾山高黄河长,时光如流莫彷徨,建功立业好儿郎。”王阳明一听,正道出了他的心思,说:“夫歌为吾也。”这歌者是何人?等他起身去寻找,那人已随歌声消逝在林壑松风中了。
王越顺利安葬了,祭吊礼结束后,王越的儿子王春双手托出一把宝剑走到王阳明面前说:“家父当年在甘州大营时,做了个梦,梦中有位神仙引导他,到玉沙山寒石洞得了这把宝剑,家父病重时,曾嘱咐:‘等我死后,余姚有位姓王的先生,必来谒墓,到时就把宝剑赠给他,此人日后必有大用。’如今,家父不在了,承蒙您费心劳神,把家父后事料理得非常好,按家父的遗愿,这宝剑,就送给您吧。”
王阳明一听,忽然想起他来浚县途中做的那个梦,莫非那是威宁伯(王越封号)在梦中赠我宝剑?他越想越觉得王越太神了,更加崇敬王越。
王阳明自从得了王越的宝剑,如虎添翼。后来在南方平乱时,多亏了王越的那把宝剑,使他化险为夷,立了大功,最后他也和王越一样,官至兵部尚书。
巧的是,流传于浚县境内的这则有关王阳明梦中得宝剑的传说故事,恰与正史中所记载的大致相符。《传习录》是一部由王阳明亲自审阅,由他的学生记录下的有关他语录和书信的书。据《传习录》载,“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箭。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
王阳明在浚县赋诗讲学的时日,是给人们留下丰厚精神食粮的时日,他的思想与品学无不为人崇敬,要不他的故事与趣闻,怎会流传于民间,并且成为美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