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参考译文：

天理是必然的吗？但贤德之人不一定能显贵，仁爱的人不一定能长寿；天理不是必然的吗？但仁爱的人必然有好的后代。这两项怎样得到折中调和的解释呢？春秋时楚国大夫申包胥说：「人多能胜过天理，但天理依然能胜过人。」世上议论天理的人，都不等天理成为定局，便去求证它，所以认为天理是茫茫难测的。善人因此而懈怠，恶人因此而放肆。盗跖的长寿，孔子、颜回的困厄，这都是天理还没形成定局啊。松柏生长在山林中，开始的时候，被蓬草围困，受牛羊摧残；到后来，能够四季常青，经历千年也不凋零，这就是天理已经形成定局了。善恶的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而这种定局早就存在了。我根据所见所闻和大家传闻的事迹来验证，说明天理的必然是非常明白的。

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必然有世代积德的大臣，他厚施恩德于百姓，而不求报偿。这样，他的子孙就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在后汉、后周时就已经显贵，又先后在宋朝太祖、太宗两朝任职，他文武忠孝的德行具备，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做宰相，然而王公终因个性正直不阿，不能被当时所容。他曾经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景德、祥符年间，担任真宗皇帝的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他享有福禄荣铭，共十八年。

假如把东西寄存在别人那里，明天再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拿不到。但晋国公修养自身的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数十年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这就好比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因此，我知道了天理果真是必然实现的。

我赶不上看到魏公，而见过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言敢谏，事仁宗皇帝，出入跟随皇帝，担任将帅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次使王氏兴盛吧！为何他们家的子孙有这么多贤能的人呢？有人拿晋公和唐朝的李栖筠相比，他们的雄才大略，刚直气概，确是不相上下；李栖筠的儿子吉甫，孙子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家也差不多。然而在忠恕仁厚上，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由此可见，王家的福分正旺盛不衰呢！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和我交游，他勤于修德，又有文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为他做铭。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功业，跟槐树一样萌发兴盛。栽种的勤劳，在数代后必然有所成。他辅佐真宗，四方平定，回乡探家，槐荫满庭。我辈平凡的人，从早上等不及到晚上，只知利用时机去求利，哪有时间忧心自己的德行呢？只希望图个侥幸，不耕种便有收获。如果没有品德高尚的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在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参考资料：

《四库全书荟要》之【集部】——《苏文忠公全集》

《古文观止新译》三民书局出版